正规长沙配资平台一个传奇县城，走出26个百亿富豪

广州日报新花城消息，正月廿二，阿成的工人终于都到位了。

今年复工比往年又晚了些。这个习惯忙碌的小老板等了他们太久，足足两周。正月初八，他就开着特斯拉Model Y从老家返回泉州晋江，在那个“三大鞋王”发家地陈埭镇，筹备着新一年的生意。

阿成在陈埭镇做鞋模具加工，算是鞋厂的上游，走外贸路线。去年，他的订单缩水将近三成，以前一笔外贸单动辄8万～10万双，现在客户能下单1万双就不错了。

订单的利润也薄了。以前一双鞋的模具能赚八块，现在只剩两块。过去不讲价的海外客商现在也学精了，压价压得更多更狠，“一块两块也要讲”。阿成说，现在生意难做，有时候接打样纯粹是为了留住客户，不挣钱。

在特步集团的智能运动鞋生产线上，工人们在赶制出口订单/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

外人听得最多的是，这里走出26位百亿富翁，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“每7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板”的传言，给人一种遍地金砖、俯拾即是的致富想象。

晋江下辖的每一个镇，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。阿成所在的陈埭镇因鞋闻名，安踏、特步、361°三家搅动中国运动鞋服市场的企业，全部发家于此。

往安海镇去是食品业，盼盼从那里起步；磁灶镇做建材陶瓷，远销海外；连同内坑的拖鞋、东石的伞……

“一镇一产业”密密匝匝，簇拥出一个拥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的县级市，GDP突破3800亿元，经济总量跻身全国百强县前三。

位于361°晋江五里服装基地的研创大厦外景/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

但数字之外，实地走进陈埭，会感到一种奇异的反差。

街道不宽，厂房显旧，楼和楼之间挤得紧，电线杆很密。一些多层建筑乍看像民居，走近才发现挂着鞋厂的招牌，前店后厂、厂宅合一，是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建筑。

厂宅合一的建筑物/施晶晶摄

这里没有什么现代化产业园的气质，更像是一个生长了几十年、从未停下来整理自己的地方。

财富传奇与乡镇街景之间，是一个更立体的晋江。

流动的工人

阿成的工人，没有一个是晋江本地人。他们来自省外，四川的、江西的、河南的，就连阿成自己也是从闽中来的。

20多年前，他在这里打工做鞋，学到了技术，后来刚好有机会，添置了机器，当起了老板，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。

如今的陈埭，挤满了异乡人。除了安踏特步等行业老大，大部分厂子是异乡人来开。最初在这里做鞋的晋江人，如今成了收租的房东。

陈埭的土地，尤其是临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，经过几十年升值，已经变成一种稳定的资产。本地家庭拥有厂房的，租给外来工厂主，一年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租金，日子过得比在一线操作机器要舒坦得多。

临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，已经变成一种稳定的资产/施晶晶摄

本地人的撤退，是分阶段完成的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在联户集资办乡镇企业的热潮下，本地创业者靠闲钱、闲人、闲房起步，成为晋江制造业的第一代。之后产业扎根，安踏、特步这样的头部企业脱颖而出；更多人没有做大，但手里有了地、有了房，把厂房转让、房子改公寓，渐渐退出生产一线。到今天，晋江本地人大规模活跃在制造业一线的时代，已经过去了。

异乡人填补了这个空缺。他们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接过了这个乡镇产业的日常运转。

颜叔在陈埭开着一家蓝领工人培训公司，在这里付出了20多年青春，对这里了解颇深。他说，外来工厂主很多也是从打工开始，攒经验、攒资金，等到原来的老板不干了，或自己摸熟了某个工艺，就自立门户。

但如今，许多在晋江打拼多年的异乡老工人，也开始回流。有人攒下钱，回老家开店建房；有人觉得年纪大了，流水线的节奏越来越吃力，即便技术依然过硬，企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抢着要。

另一头，大批年轻人不想进工厂。鞋模具、鞋底、鞋面，这条产业链没有多少岗位是年轻人想要的。家族作坊式的厂子里，工人没有社保公积金，超时工作是常态，对注重工作生活平衡的年轻人更没有吸引力。

晋江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服装生产车间，工人在赶制订单/新华社记者周义摄

老的工人退居二线，新的年轻人不爱这一行。两端都在松动，中间的制造业，只能靠一群流动性极高的外来务工者撑着。

留下来的工人，还面临着一重鲜少被提及的内部矛盾。阿成说起，晋江工厂的工资有时是比厦门、福州高，但这个“高”，是靠超长工时换来的，这套用工逻辑在家族作坊里固化多年。

也有工厂主想推行8小时工作制，但反对声最大的，很可能是老工人：你一搞八小时，我工资从1.2万变成8000，不干。这些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几十年的人，只认一个逻辑——工资高就行，多干多赚，老家能多盖一间房。改变对他们来说不是进步，是损失。

这不是晋江独有的现象，几乎所有制造业重镇都面临同样的用工压力。

粗放的财务管理

阿成说，这些年他跑单跑掉了五六十万，“至少一辆奔驰”。

跑单，就是货发出去了，钱没回来。一个常见的理由是，对方称他也没收到上家的钱，资金周转不开。

陈埭镇的巷子里，偶尔能看到墙角贴着“合法讨债”的小广告，这种街头广告在很多城市已经消失多年，这里却还存在，像是一种无声的注脚：讨债是一种需求。

陈埭镇的巷子里，墙角上贴着“合法讨债”的小广告/施晶晶摄

“只要没有三角债，生意都好做。”颜叔断言。

三角债，是中国制造业里的顽疾。在晋江鞋业这样的产业链里，很少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”，通常有账期。一旦A给B做了货，B的客户C却没付B的钱，B就没法付钱给A。钱不是没了，而是卡在链条的某个节点上，流不动。

在陈埭这样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里，每家工厂既是别人的下游，又是别人的上游，一旦某个环节违约，连锁反应便会蔓延开来。

在晋江的小微鞋厂之间，合同往往很简单，甚至只是一张订单加上口头约定，真正维系生意的是熟人介绍。这套方式在订单充足的年代运转良好，偶尔有坏账，也能被新订单覆盖。但当行业进入利润收紧、订单波动的周期，风险就开始集中显现。

更令人不安的，是一个新苗头。阿成认为，有些欠款，不是上家真的没钱，而是不想给。有的客户收了上家的款，转手投了别的项目，等供应商来要钱，就说周转不开。“他就是赖皮的。”阿成说，这种情况现在变多了。

生意难做，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/AI制图（诺言）

按常理，市场越成熟应该越懂得维护信誉，怎么反而更赖账？颜叔有些感慨：“生意难做，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。”行业整体下行，利润越来越薄，部分人开始把挪用货款当短期自救的手段。与此同时，产业集群里人员流动加快，那种建立在长期合作上的信誉约束正在松动。

三角债背后，也有家族作坊式经营缺乏财务纪律的问题。比如工厂的钱和老板个人的钱，在同一个口袋里进出，专款专用没有被认真对待。顺风顺水时，这种粗放可以内部消化，而当订单收缩，一个环节的延迟都可能让整条资金链断掉。

对大企业来说，账期不过是财务管理问题，有法务处理，融资渠道也多。对小厂来说，却可能是生死线。工资要发，房租要付，原材料要买，货款迟迟不到账，甚至一笔十几万的坏账，都可能卡脖子。

“现金流是企业的命，就像空气，”颜叔说，“利润可以暂时没有，但现金流一天都不能断。”许多小微鞋厂最终不是因为亏损倒下，而是被现金流拖垮——做了一百万的产值，收回来的只有20万，只能关门。

现金流是小微鞋企的命脉/AI制图（诺言）

在这个人人是老板的“中国鞋都”里，有一种压力很少被看见。颜叔调侃道：“现在很多年轻打工人觉得自己是‘牛马’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很多人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，要付房租、缴水电、开工资、买原材料、交税，老板才是更大的‘牛马’。”

对诚信经营的工厂主来说，一个救急喘息的契机或许是贷款。阿成说，以前中小微企业申请经营贷款很难，“现在条件放宽了，利息也不高，银行会实地看有没有可作为实物抵押的设备”。

过去的打法不够用了

一条清沟河流经陈埭镇，以河为界，南边的岸兜村，丁和木在这里起步创立了安踏；往东南走到江头村，丁伍号带着361°从这里出发；河的北面有个溪边村，丁水波和特步从这里开始。中国运动鞋服的三巨头，就这样从同一个乡镇里先后走了出来。

福建晋江，安踏集团设立的博物馆里摆放着安踏集团与奥林匹克运动“牵手”的展柜/图源：新华社

创始人都姓丁，不是巧合。在陈埭，“万人丁”表明了大姓巨族的地位，丁氏族人就住在江头、岸兜、溪边等七个回族行政村。而改革开放初期，陈埭镇群众联户集资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，乡镇企业热潮逐渐成形。同姓同族、守望相助的宗族网络，在创业初期构成了天然的信任基础和资本纽带。

他们是晋江“品牌立市”口号下最早的一批实践者。品牌崛起之路的起点，是一次刺激。1998年，泉州人在一次国际鞋展上发现，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，贴上外国牌子就卖99.9美元，而展厅中央陈列的全是国际品牌，晋江鞋被摆在边边角角。同年，晋江市提出“品牌立市”。

以晋江体育鞋服为代表的品牌崛起，有一条被反复复盘的路径。第一步，重金签约明星代言，在CCTV-5密集投广告，去大型赛事刷脸。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，晋江品牌投放的广告占据CCTV-5大约四分之一广告时段，“晋江频道”的调侃由此而来。2004年至2018年间，晋江品牌电视广告投入高达65亿元。第二步，上市融资，募集大量资金，与竞争对手拉开身位。第三步，跑马圈地，大举扩张门店。一次次豪赌拉开了鞋厂间的差距——扛过去的，品牌做大做强；没扛过去的，成了白牌或销声匿迹。

1999年，安踏签约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，以“我选择，我喜欢”作为广告语

然而，当年借以打品牌的窗口，如今变了，“（只）用过去那一套打法肯定不行”，颜叔说。不只是电视广告的受众流失，春晚广告的主角，都从互联网大厂换成了AI应用、机器人公司等科技新秀。

过去十年，备受瞩目的福建品牌，是这样一些新秀：宁德时代靠动力电池占据新能源产业链核心；总部在厦门的瑞幸咖啡，用互联网打法重新定义咖啡市场；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是龙岩人，用算法打造了抖音等现象级内容平台。这些新品牌崛起靠的是技术积累、资本运作、营销创新、数字化能力——恰恰是晋江产业生态里最稀缺的东西。

这不是要用新赛道的标准苛责晋江。乡镇制造业有它不可替代的角色，承接大量普通人就业，提供低门槛创业土壤，构建中国出口经济的毛细血管。在偌大的中国，能做到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，晋江已属罕见。

我们追问的是，县域经济的天花板，是否就是晋江这样了？那些科技密集、资本密集的新兴行业，是否天然只能在大城市生长？传统制造业还有多大向上走的空间？

宁德时代总部

晋江的发展或许说明，当比较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产业集聚之上，它能把制造业带到相当高的水位，但比较优势是历史性的、动态的。1980年代的晋江，找到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优势；今天，当经营成本越来越高、利润越来越薄，那套比较优势正在被挤压，而接替它的东西，还没有完全长出来。

2025年，晋江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，试图为本地企业打开线上出海的通道。陈埭乃至晋江的小微工厂中年老板们，不仅要一如既往把产品做好，还要学习搞营销，和年轻人抢流量。

落地生根

走进陈埭镇，在反差之中，感受到的是一种生产实用主义。

前店后厂、厂宅合一的建筑相当普遍，便利的是生产，而非生活。时不时出现带罗马立柱的私人别墅，和对面红砖砌的厂房外立面、隐隐的机器轰鸣形成迥异的对比。一条干道上，密密的电线杆耸立在路中央，自行划出一排停车位，左右各分出一条单行道，空间更显逼仄。

从陈埭镇驱车前往晋江市区，景观有明显变化——道路更宽，绿化更充分，生活区与生产区有了清晰的分野，城市景观在雨后更显崭新。

回过头看陈埭，城乡的时间差显得格外突出：一个年产值数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，在产业活力旺盛的乡镇，却仍带着上世纪工业化早期的痕迹，基建的更新速度远滞后于它对城市GDP的贡献。

人们在福建晋江梧林村的枪楼游玩/新华社记者肖潇摄

正月十二，走在陈埭镇上，多数餐饮店还在春节的休整中，静待开张迎客。那些住在公寓里的工人，正在四川、江西、湖南的某个县城或村子里，过完这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团圆时光。对他们来说，千里之外的陈埭是一个挣钱的地方，家和根在别处。

这种“过客”的状态，也延伸到了那些在这里开厂的外来工厂主身上。他们比工人扎得更深，租了厂房，买了设备，积累了客户，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。但他们和这片土地之间，始终隔着一层。高度流动的熟人网络，也难以完全替代由家族和宗族编织起来的深层联结，许多工厂主又很少主动寻求合同、法律的制度保护。

因此，很多小工厂主的生存状态，比想象中更接近工人，而不是“老板”这个词在外界想象中的样子。阿成说，他经常是每天来得最早、走得最晚的那个人。即便买得起特斯拉Model Y，他也在为变薄的利润空间焦虑，为收不回来的欠款懊恼。在吃过亏后，他练就一种识人的直觉，“凭第六感”判断客户靠不靠谱、有没有在吹牛。

晋江过往的传说是有名字的，它们是产业集群里最幸运的那批种子，在时代红利最充裕的年份里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和养分，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但参天大树之下，是更大面积的灌木丛——无数个阿成，无数个作坊小厂，随着订单的多少起伏，随着账期的长短焦虑。他们的存在，从来不是神话的一部分，但没有他们，这座城市的神话也无从成立。